在對 2025 年經濟的中，我們提到了一個顯眼的失衡：經濟增長越來越依賴境外市場，凈出口成為少數明確的拉動力。海關數據顯示，1—11 月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 41.21 萬億元，其中出口 24.46 萬億元，同比增長 6.2%，而進口僅為 16.75 萬億元、同比增長 0.2%。出口走強與進口走弱并行，使外貿增長更接近“外強內弱”的結果，而不是“內外雙旺”的同步復蘇。

外貿的強勢也帶來了歷史性的數字——中國貿易順差首次擊穿 1 萬億美元的心理關口，這個規模甚至超過不少國家一年的 GDP。但另一方面，外貿順差并不自動等于居民財富的普遍改善。同時也在2026年帶來更頻繁與多維度的貿易摩擦。

過去，我們已經寫過很多關于內需的故事：消費的疲弱、房地產回調后的家庭資產負債表、地方財政的壓力、產業遷移帶來的就業變化……這些都延伸到同一個命題：經濟的增長方式正在被調整，而外貿正是調整的另一面。這一次，我們想好好聊聊”外貿“。

中國外貿為什么在過去幾年如此強韌？這一強勢對普通人的收入、企業的利潤、地方的財政意味著什么？當世界增長放緩、壁壘抬高、摩擦加劇，2026 年的外貿又會以怎樣的代價繼續前行？

文｜谷雨

編輯｜陽少

萬億順差下的隱憂

中國外貿出口的韌性，早已不是“廉價勞動力”的故事了。那種紅利十年前就已褪色，如今支撐出口競爭力的底盤是機電產品和其內部的高端化升級。

2025 年，機電產品出口 14.89 萬億元，同比增長 8.8%，占全部出口的 60.9%。其中最顯著的變化來自“機電內部結構”——清潔科技、電子—半導體、高端裝備同步擴張。海關數據顯示，集成電路出口 1.29 萬億元，同比增長 25.6%；路透社報道也指出，電子機械與半導體是今年回升的關鍵動能。

這種能力并非 2025 年的突變，而是 2015 年前后產業政策的結果。國家把資源、融資與地方招商鎖定在若干戰略行業，通過產業集群把研發、零部件、制造設備和工程人才壓縮在同一地理單元內，在產業園區內形成規模復制。例如“新一代信息技術（含集成電路）”“高端數控機床和機器人”等行業，都在十年周期內完成了企業層面的進化，在國內市場哺育與補貼下積累了長期競爭力。

以造船業為例，2025 年中國不僅拿下了全球過半的訂單，更壟斷了高附加值的綠色動力船型。這背后是多年技術積累與供應鏈國產化的結果。同樣在工程機械領域，三一重工等品牌蠶食卡特彼勒市場份額，靠的也是對核心液壓件、發動機等中間品的掌控。

到了 2025 年，這種競爭力已經從單一的“產品優勢”進化為“系統優勢”。當一個產業園區內能在24小時內配齊生產一臺電動車所需的 95% 零部件時，其效率壁壘是任何關稅大棒都無法在短期內物理摧毀的。

出口目的地結構也在變化。11月對美出貨同比下滑29%，但對歐盟、澳大利亞、東南亞分別同比增長14.8%、35.8%、8.2%，總出口仍能在高關稅環境下回升。這并不等于對美依賴消失，而是企業在訂單、產能與海外布局上更主動地尋找“關稅入口”，用非美市場對沖下滑。

其中相當部分是轉口貿易。2025 年，中國向墨西哥出口汽車零部件與電子元器件激增，其曲線與墨西哥對美國的成品出口幾乎同步。這意味著貿易模式從“向美國賣成品”，變成“向墨西哥/越南賣工廠能力”。中國從最終消費品的提供者，變成全球供應鏈的幕后控制者。

但這種模式也帶來了巨大的代價——中國企業失去了品牌溢價，利潤被壓縮，淪為利潤較低的 OEM 上游。

問題最終回到利潤端。以光伏為例，行業已出現“量增 + 價格戰 + 虧損”的三重結構：據路透社報道，上半年頭部光伏企業虧損擴大；而 2026 年初中國宣布取消/下調光伏與電池出口退稅，理由之一正是抑制以退稅折價的過度競爭。這意味著短期“以價換量”撐起了順差，卻在中期侵蝕利潤和資產負債表，使企業即便有訂單，也無力再做資本開支或提高薪酬。

與此同時，全球主要市場對這種“泄洪式”出口的容忍度在 2025 年末接近臨界點。接下來，貿易失衡將如何觸發全球多個市場的遏制，是這一輪萬億順差背后真正的隱憂。

紀錄片《外來零件》

貿易摩擦不僅來自“中美”，而是一張遍布全球的網

2025 年的貿易摩擦不是簡單的“中國 vs 美國”，而是一張同時來自三條戰線的網。對美是高強度、反復升級的全面對抗；歐洲是關稅與監管并行、年末的邊境碳稅開始抬升長期合規門檻；而全球南方則以國內貿易救濟與低價進口管制快速推進，正在壓縮中國出口轉向的緩沖空間。

中美貿易戰在2025年經了“升級—?；稹偕?/span>”的節奏。美國一邊動用《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》與 232 調查加碼關稅和管制，中國則選擇了更強硬的姿態——目的不是短期和解，而是抬高對方繼續升級的成本，以換取談判籌碼。這種硬度背后也有底氣：稀土等關鍵礦產出口管制頻繁被討論，對外貿易法律工具也在補齊。但對于企業來說，壓力點并不在“還能不能出口”，而在“不確定性本身”。單靠“換一個市場”無法規避風險，越來越多的決策不得不圍繞合規、供應鏈重組和談判窗口展開。

歐洲的路徑則完全不同。美國打的是“政策戰”，歐盟打的是“規則戰”。2025 年，歐盟對中國純電動車的“反補貼稅”進入執行期，爭端同時進入 WTO 程序；與此同時，《外國補貼條例》等監管工具把審查范圍從關稅延伸到了公共采購和市場準入——這意味著否決點變得分散，而且制度化了。對于企業而言，歐洲的壓制方式更具技術細節：價格承諾、供應鏈調整、透明化補貼都是可談判空間。

真正的影響來自CBAM（邊境碳稅）。它從 2026 年起進入付費階段，本質上是把環保標準差異轉化為成本，把過去的關稅爭端改寫成碳排放合規問題。這對于依靠廉價煤電和薄利維持競爭力的基礎材料行業尤其致命，并可能隨著歐盟的反規避討論，向下游制造鏈條擴散。

表面上與中國關系較好的“全球南方”國家，也選擇了不同方式的防御。它們沒有歐美那樣復雜的規則框架，而以反傾銷、一般關稅上調、低值包裹稅等手段快速推進，其特點是門檻低、傳播快、目標集中，往往直指鋼鐵、輕工和低價電商這些“性價比占優”的領域。這對中國來說，意味著在對美市場受阻后，所謂“替代市場”并不是一塊無限彈性的緩沖區，而是一片開始布滿低門檻壁壘的地帶。

紀錄片《委內瑞拉往事》

第一類是拉美的“產能防御”，典型如墨西哥與巴西。墨西哥對 500 多項中國產品征收最高達 50% 的臨時關稅，本質上是在封堵中國“轉口美國”的關鍵通道；巴西則為了救鋼鐵廠，對中國碳鋼管征反傾銷稅，并恢復新能源汽車進口關稅。這類國家的共同點是本土工業基礎較強，對中國的過剩產能存在直接沖擊。

第二類是東南亞的“市場保護”。印尼以保障本土數百萬中小微企業為由，計劃對中國紡織、鞋類、電子等消費品實施最高 200% 的保障性關稅；泰國則通過對低值電商包裹加稅來封堵 Temu/Shein 式的低價沖擊。這類舉措的矛盾不是工業競爭，而是中國性價比商品對國內小商戶的擠壓。

第三類是印度與土耳其式的“結構性阻滯”，重點在市場準入與產業升級。土耳其對中國混動和燃油車加稅同時提高本地化要求，使中國車企即便有成本優勢也難以落地；印度則在擴大反傾銷的同時凍結中國 FDI（外國直接投資），讓“去當地建廠規避壁壘”的路徑也被封死。

以上貿易摩擦，并不必然導致中國外貿在貨物層面立刻停擺。短期內，出口量和目的地結構仍可能維持韌性。但真正的沖擊會沿著另一條鏈條傳導：利潤率下降、現金流被壓縮、資本開支延緩、就業承壓，而最終溢出到地方財政。這說明貿易戰的終局并不在港口，而在資產負債表上。全球對中國的反制從“阻攔貨物”變成“擠壓收益”，這才是 2025 年之后外貿環境變化的根本。

外貿的“內傷”

上一節談的是外貿如何在關稅戰、合規與執法成本中尋找出口空間，這一節討論的是外貿對國內經濟的影響。

2025 年的出口確實起到了短期托底作用：當內需偏弱時，出口的韌性疊加疲軟的進口，使順差迅速擴大到萬億美元規模。對國家層面而言，這意味著外匯流入和國際收支改善。但順差本身不會自動轉化為金融穩定與居民收入的提升。

世界銀行的描述非常直白——經常賬戶（Current Account是一個國家國際收支里的核心組成部分，用來記錄日常性的對外收入和支出，簡單說就是：國家“靠賣東西賺的錢”和“買東西花的錢”。）順差擴大和資本凈流出可以同時存在，兩者抵消后外匯儲備甚至可能下降。換句話說，“有錢進來”不等于“錢留下來”，更不等于“分配得更好”。

最早體現這種“托底不等于分紅”的，是財政端。財政部數據顯示，2025 年 1—11 月出口退稅達到 19038 億元，同比增長 5.6%；與此同時，進口環節增值稅與消費稅為 16520 億元，同比下降 4.7%；關稅收入 2149 億元，同比下降 3.2%。只看這三項與外貿直接相關的科目，就能看到結構性張力：退稅增加約千億元，而進口稅基下滑帶來近千億元的收入收縮，加總形成約 1900 億元的稅收減少。

這當然不是在判斷外貿“拖累財政”，而是說明一種方向：當進口稅基走弱、穩外貿補貼與退稅工具不斷加碼時，財政空間會被迫收緊，政策就更容易被鎖定在“保出貨、穩企業”的短周期上，而難以兼顧長期結構。

紀錄片《美國工廠》

就業鏈條的邏輯類似但更隱蔽。出口相關崗位覆蓋面仍然巨大，世界銀行估計高達一億人，但制造業中與出口有關的就業占比從 2005 年的 41% 降至 2020 年的 27%。這意味著外需對宏觀仍然關鍵，但出口對顯性就業的貢獻不再像過去那樣有效，因為出口結構正在向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傾斜。當外部環境帶來不確定性時，企業往往選擇壓縮用工和工資，而不是擴大招聘。

利潤端的壓力，通常在民企側放大。2025 年工業利潤同比下滑時，民企的跌幅往往更深，而民企承載了更多就業——這讓出口壓力進一步向工資和勞動市場傳導。

外貿的行業集中，又把這種壓力地理化。一些省份因為“新三樣”等出口板塊表現突出而在 2025 年顯著托底，比如安徽公開數據顯示前 11 個月“新三樣”出口 853 億元，同比增長 88%。這類增長能穩住當地預期，但也形成強路徑依賴——資源、招商與就業都向出口明星行業聚集。然而明星行業同樣處在貿易摩擦與價格戰的聚光燈下。一旦外部壁壘加碼，或企業為保訂單繼續壓價，沖擊會更快回到地方財政、民企用工與收入上。

將這些因素拼在一起，外貿在 2025 年更像一種“短期托底工具”：它能先穩住產出與國際收支，卻通過退稅上行、進口稅基走弱、利潤與用工壓力等路徑，把長期副作用推向財政、就業和收入分布。出口、順差與財富并不等價，同樣的出口增量在今天帶來的財政和就業結果，已經和十年前完全不同。

因此看向 2026 年，問題不只在于出口是否還能增長，而在于外部不確定性和價格壓力最終會落到誰身上、以怎樣的速度傳導。托底之后的“再分配問題”，才是外貿對國內經濟最深的內傷。

紀錄片《石史詩》

2026：增長還在，但邏輯變了

2025 年外貿托底的代價已經浮出水面。進入 2026 年，討論外貿的重點并不在于出口是否會突然轉負——這在短期內并不現實——而是在于增長的結構能否維持質量。在上半年，外貿作為增長引擎仍具有韌性；真正的難點在于，歐洲的制度性壁壘加深，東盟等替代市場雖然吸收增量，卻也不斷制造摩擦，使外貿的“高質量增長”變得更難。

首先，全球總需求將決定增速的上限。WTO 對 2026 年全球貨物貿易量的預測僅約 0.5%，意味著新的訂單更接近“零和分配”。在這樣低速的全球環境下，即便中國穩住出口份額，也很難獲得類似 2025 年的高增速，競爭壓力更容易落到價格層面。各家機構的判斷也趨于一致：2026 年出口仍為正增長，但普遍偏向“放緩仍正”的區間，增速大致在 3% 左右。少數樂觀預測存在，但前提往往是外貿壁壘放緩、匯率與價格環境更友好。

在細分行業里，汽車具有代表性：在歐洲與拉美呈現兩套邏輯。行業預測認為，中國汽車出口在 2026 年仍可能上行，海外市場更集中在墨西哥及部分歐洲國家。但進入歐洲的方式可能從 2025 年的“倍增式暴漲”轉向有條件的慢增：反補貼與合規壓力疊加，使本地化生產變得更具吸引力，也可能成為“準入換條件”的博弈工具。拉美則像增量的吸收地，卻也更容易受本地產業政治影響突然抬高門檻。墨西哥年末的關稅調整已經說明，企業追趕市場的過程中，政策不確定性也在追趕它們。

半導體可能是另一個亮點。2026 年全球半導體市場普遍預期高增長，將帶動設備、零部件與部分機電品類的跨境流動。東盟將吸收大量中國半導體產品，但風險也存在：吸收地之間的貿易限制會更頻繁，迫使企業投入更多原產地規則與合規成本來維持準入，從而進一步壓縮利潤。

因此 2026 年更像一個結構變化加速的年份。不變的是機電品類的增長慣性與價格競爭邏輯；變化的是歐美合規門檻抬升、替代市場摩擦增加、利潤空間被擠壓。出口仍有增長可能，但平均利潤率或更容易下滑。而上一章所討論的財政與就業的國內傳導效應，也可能在這一年進一步顯形。

真正的問題，從來不是“還能不能增長”，而是“以什么代價增長”，以及“增長后的去向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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